自1930年代起，中国人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民族屈辱感被挑动起来。是中共，集中全力将中国人的道德热情挑动为"革命"动力。
1931年九一八事件，日本对华侵略步步加紧，此时中共运用、操纵一切道德正义思想，鼓吹民族主义，把国人情绪推到最高峰，吸引到大量民众加入共产党，汇聚出强大"抗日"政治力量，扩张自身势力。
中日战争帮助了中共扩张势力
毛泽东说："感谢日本皇军入侵，中国革命提早成功"。这句话现在网上已找不到历史纪录，然而当时历史背景，则可以重组。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Nixon尼克森，历史性访问中国7天，并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
当时日本自民党总裁、内阁首相佐藤荣作也随之秘密联络周恩来，欲访问中国，但遭拒绝。不久之后，田中角荣替代佐藤荣作当首相，却得到中国邀请访问，于是在同年9月，新上任首相田中角荣便应邀前往北京，得到比尼克森访华更大礼遇和更热情招待，还与中国政府签署《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
田中角荣此行，有为中日战争道歉，公开表示添了中国人民很大麻烦，对此再次表示会深刻反省。翌日，周恩来与田中角荣见面，说民众对"添大麻烦"这简单一句话很大意见，起码改为"灾难"才合适。再翌日，田中角荣见毛泽东，再次为侵华道歉，毛泽东竟然认为"（侵略中国）添大麻烦"只是语言轻重问题，便轻描淡写说：你们（田中与周恩来）吵架完了没有？
用科学来分析民族主义，会发现什么？
匈牙利与英国通才（掌握科学、文学跨界专家）Michael Polanyi（1892-1976）说，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来自它的"不道德的道德力量"（the moral force of immorality）。民族主义也会有相同效果。
知识分子会被"不道德的道德力量"迷惑吗？
当然会，众多例子之一：1945年，联合国由美、苏、英、中（华民国）创立。但到1971年时，PROC统治959万平方公里国土，十多亿人口，而ROC则只统治3.6万平方公里面积，二千万人口。所以在10月25日，联合国宣布，中国席位由前者来代表，而ROC退出，这只不过是简单现实问题。
可是，民族主义一旦上脑，连中国的脊梁，大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梁漱溟也会亢奋说："中国进入联合国，标志着中华民族和全世界其他民族处于平等的地位，这是我们在一、二十岁的时候就向往的，毛主席的功劳无论用什么字眼形容都不过分。"
另边厢，大哲学家冯友兰知道中共在长江扣留石英号战舰，亦会高呼："中国人站起来了"。
至于创造注音符号的学人吴稚辉（1865-1953）更曾主张："以机关枪与外国人对打"。
民族主义具强力激素，会令理智读书人奋起冲动，有时候，还令大学问家像小孩子幼稚。
中国高等知识分子相信马列主义吗？
并不。今天很多在美国高等学府（从哈佛大学到耶鲁学，从哥伦比亚大学到史丹福大学）任教的华裔最高等知识分子，都不会相信马列主义。该些在美国大学当教授的华裔学者，也会成为民族主义者吗？
余英时在生前，常受相关高层人等游说回到中国参观、演讲，但他皆婉拒。他理解几乎所有在美国大学当教授的华裔学者，都常收到相类似邀请。他们其中有已回国，而大部份已入美国籍、持美国护照，仍留在美国，可是却因为被民族主义"上身附体"，终相信中共"民族解放"宣传，便附和中共，会说"六四天安门没有死过人"。
如何解释激情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心理？
他们普遍有特殊心理，坚信必须用武力制服帝国主义，中国才能真正取得"平等的地位"。犹太女社会学家Liah Greenfled（格林菲德）研究多国民族主义，发展出一个有趣观念"羡憎交织"（法文ressentment）。
该说法能解释民族主义者那特殊心理：企羡和憎恨的心理交织在一起，而又长期受到压制，却不能痛快表达出来。
这种心理是落后民族对先进民族的典型反应，落后民族自觉它的地位应该和先进民族与国家的地位完全平等，但在现实中却不是。两者高下悬殊，因此落后者一方面效法前进，却好像永远追不上，另一方面，落后者则滋长了憎恨先进者的情绪，而想努力打倒它。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生根与成长，便得力于"羡憎交织"情绪大爆炸。
该些在美国大学当教授的华裔学者，为何会成为民族主义者？
这个"羡憎交织"的民族情绪，在现代中国变得更强烈。中国人一向以"天朝"自居，但百年来却受尽各"先进国家"欺压。中国一向师法"先进国家"不遗余力，却又长期陷入可望而不可及的挫折感之中。
今天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史丹褔大学…当终身教授的华裔学者，在美国工作与生活，内心多少仍然觉得受歧视，因此他们会受到中共利用，未至于受操纵的地步，但却会代言。
历史上有什么操纵民族主义者的相同事例？
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之前，先鼓吹民族主义，那便是最近似今天中共操纵民族主义的历史事件。
已经有无数书籍研究该段"纳粹大屠杀犹太种族"历史，而其中著名一部是《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希特勒心甘情愿的刽子手）(1996)，作者Daniel Jonah Goldhagen便详细举证说明，无数普通德国人都逃不掉刽子手责任。他们不亲自动手，却帮助、纵容、默许极权政府作出史无前例的浩劫（文革时期的中国人也几乎一样）。该场惨绝人寰巨大灾难，其起源却只不过是一股巨大道德力量——即是正义无比的爱国精神，也就是民族主义。纯正道德，可以载舟，亦能覆舟。
附记：
台湾报章专栏写作人颜择雅，女，1967年生，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比较文学系学士。她与余英时夫妇有来往，并与余夫人陈淑平常通电话。她知悉余英时常受攻击，便自告奋勇主动以一人之力，为余英时编辑政论文章成新书《余英时评政治现实》。
今年7月1日，颜择雅在台北飞地书店讲述她编辑该书经过，原来书中每篇余英时文章，皆是经她从美国各图书馆找回来，所以她在每篇文章都加以注释，希望能把余英时的本意重点准确勾勒出来，减少误会曲解，实在用心良苦。此本政论书由文学出版社INK推出。
来源：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