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老师杨树达一家，是湖南有名的“教育世家”，出了许多知识分子。但是，在毛泽东当政后搞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杨树达一家至少十人被打成“反党分子”或“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的老师杨树达
杨树达，1885年生于长沙，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被送进西式学堂，后留学日本6年。
1911年从日本回国后，杨树达先后在湖南教育司、图书编译局，以及湖南的一些学校任教。
从1915年起，杨树达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师。毛泽东在这所学校就读时，曾听过杨树达的课，多次向杨求教，并在生活上蒙杨关照。
杨树达后来成为中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1949年以前，是中华民国教育部部聘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之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湖南师范学院教授等。
杨树达是民国学界名人，与徐特立、何叔衡、谢觉哉、蔡锷、程潜、杨济昌（杨开慧的爹）、李达、章士钊、黎锦熙、陈寅恪，周世钊，程星龄等各界名流交往密切。
中共建政后，毛泽东与杨树达曾有书信往来。毛回长沙时，也曾探望过杨树达。
1956年2月14日，杨树达在长沙病逝。毛泽东发了唁电。
杨树达家至少十人蒙难
杨树达去世后，从1957年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运动，到1966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一家人几乎都遭了殃。
长子成“特务嫌疑”
杨树达的长子杨德洪，曾留学美国，学习财政金融；学成之后，受聘于美国一家银行，工作、生活条件都很优越。
1949年10月1日中共夺取政权后，杨树达兴奋不已，一再写信，动员儿子回国，为“建设新中国”效力。杨德洪也深受鼓舞，满怀报国之志，回到上海，希望以自己所学为“新中国”服务。
但是，到了十年文革时期，几乎所有从美国回国的学人都被怀疑成“美帝特务”。杨德洪也成了“特务嫌疑”，长期被“控制使用”。
次子成“右派分子”
杨树达的次子杨德骧，抗日战争爆发前，考入清华大学；1939年，从西南联大毕业。之后，专攻水泥，对发展中国水泥工业做过重要贡献，翻译过英文版的《波特兰水泥化学》，法文版的《水泥——生产及性能》等；1956年，被评为重工业部先进生产者，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的接见。
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矛头直指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在民主党派中，中国民主同盟是重中之重。
当时，杨德骧是中共建筑材料工业部水泥局的高级工程师，建材部民主同盟分部负责人。既是高知，又是民盟负责人，杨德骧在劫难逃，被打成右派。
四子成“右派分子”
杨树达的四次杨德豫，是中国著名翻译家，翻译、出版过《拜伦抒情诗七十首》，莎士比亚的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湖畔诗魂——华兹华斯诗选》等。
1949年中共进驻北平时，杨德豫正在清华大学外语系就读，差一年就要毕业了，但是，“为了新中国”，他毅然抛弃学业，投笔从戎。
1957年，杨德豫在广州军区《战士报》当编辑时，因在广州军区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讲真话而闯下大祸。他在会上说：
“上级派秘书处的处长来当报社的社长，他说报社最主要的任务是揣摩领导的意图，这完全是秘书处长的语言。秘书处是给领导服务的，就专门要揣摩领导意图，派秘书处长来领导报社根本不对头。”这番话被认为是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他还讲，报纸可以批评领导干部，报社应该独立负责，编辑记者应该文责自负。这些话都被认为是要摆脱党的领导。
杨德豫被打成右派，先是受到降级、降职、降薪、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处分，后被开除军籍，遣送湖南大通湖农场劳动改造。这个右派一当就是20年！
小儿子成“右派分子”
杨树达的小儿子杨德嘉，1958年春任《新湖南报》农村部副主任时，因被认为在工作中“坚持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猖狂反对省委”、“反对报社党的领导”，也被打成右派，发配农村劳动改造了几年。1962年，因为他的一些老领导在衡阳地委工作，他设法调了过去。
1966年文革一开始，造反派给衡阳地委领导贴出的第一批大字报就点了杨德嘉的名，说他们包庇、重用右派分子杨德嘉。随后，杨德嘉被揪出来，成为群众专政对象。
不久，在湖南省革委会筹备组一些人的支持下，原《新湖南报》的一批右派集中在长沙搞翻案，杨德嘉也积极参与其中。结果，案没翻成，反而惹来更大麻烦。
1968年9月13日，衡阳地、市军管会召开号称有10万人参加的“对敌斗争”大会。当场宣布拘留审查6人，其中包括杨嘉德，罪名是“右倾翻案的急先锋”。杨被戴上手铐，在全市游街示众，之后，被关进监狱8个多月。
1969年5月20日，杨嘉德被押解到衡南三塘学习班，关了一年多。之后，转到衡阳地区卫生防疫站工作。
大女婿成“历史反革命”
杨树达的大女儿叫杨德娴，大女婿叫袁久坚。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袁久坚被打成右派兼“历史反革命”。
原因是：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大学的学生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举行了驱逐新来的校长，同时也是地质学家李毓尧的运动。当时，他选择站在了李毓尧一边。
李毓尧早年留学英国，回国后，应蔡元培校长之邀，担任过北京大学教授。北伐战争期间，他在湖南，当过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国民党党务指导委员会成员。1927年，蒋介石发动清党运动时，李毓尧成为把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清除出国民党的骨干。从那时起，中共与他结了怨。
袁久坚曾经支持过李毓尧，在中共建政后搞的整知识分子运动中，就成了一个大大的“污点”，在反复被批斗和各种人身侮辱后，他忍无可忍，自杀身亡。
二女婿成“历史反革命”
杨树达的二女婿周铁铮，是杨树达得意门生之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杨树达从北京回湖南大学任教。周铁铮是他的学生，古文根底很好，也颇有见解，深得杨树达赏识。
杨树达想把他的大女儿嫁给他，但是，大女儿嫌他是个“书呆子”，不同意。之后，杨树达将二女儿杨德纯嫁给了他。
周铁铮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讲师。1953年中国大陆院系调整时，杨树达和周铁铮都被“调整”到湖南师范学院。
1957年，反右时，周铁铮被打成右派兼“历史反革命”。了解他的人都说，他从不过问政治，是个典型的书呆子，只知读书、教书、写书。他挨整的原因至今仍是个谜。
据说曾经追求过他的一个女孩子，代他报名参加了“健新学会”。这个“健新学会”被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组织”，他因为隐瞒自己参加过“反革命组织”，被判刑3年，发配到西湖农场劳改。
1965年，周铁铮回到长沙，在街道工厂靠磨铲子等维持生活。文革期间，有一天，他的学生胡渐逵在长沙的一条小街上，看到他正在扫大街，衣衫褴褛，形容枯槁，就上前喊了一声：“周老师！”周铁铮赶快摇手说：“不，我不是老师。”胡渐逵说：“您是我的老师，我还要去看您呢！”周铁铮随即拒绝，惶恐不安地说：“千万不要这样。我一个人遭罪也就算了，不要害了你们！”
1978年1月2日，周铁铮已半身不遂，勉强用火钳夹煤时，把棉裤烧着了，等到人们发现时，他已被烧得奄奄一息。因无钱住院治疗，第二天就去世了。
侄子杨伯峻成“右派分子”
杨树达是杨伯峻的叔叔。杨伯峻早期的古文基础，就是跟杨树达学习时打下的。
杨伯峻毕业于北京大学，是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著有《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等。
1957年，杨伯峻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时，因坚决反对汉字拉丁化等，成为北大中文系被揪出的第一个右派分子。杨伯峻认为自己说的是真话，不肯认罪，又罪加一等，成了“顽固不化”、“不思悔改”的大右派。被批倒批臭后，发配到大西北的兰州大学中文系任教。
两年多后，杨伯峻被调到北京中华书局工作。初来乍到，便有一张大字报点名批判杨伯峻，接着开了一次批判会，既没有任何事实，也没有举出任何罪证，只是说他如何如何不老实。后来，他才明白，这是给他来一个“下马威”。
批判会上，有人大声吼道：“《孟子译注》是你做的吗？”杨伯峻明白，此时此刻，他只有“低头认罪”，默不吱声的份儿。以最低调的行事方式，委曲求全，他才得以苟全性命于乱世。
外甥女婿周汝聪成“反党宗派集团”成员
杨树达的外甥女婿周汝聪，是西南联大毕业的高材生。抗日战争时期，作为热血青年，曾在中印缅战区的远征军中担任过翻译，后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在中共进入长沙前，参与过“策反”湖南当政者的工作。
中共建政后，对中共对过去的地下党员实行“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政策（过河拆桥，卸磨杀驴），许多的中共地下党员被降级、控制、淘汰、审查，甚至被迫害致死。周汝聪是其中之一。
周汝聪在长沙工作过一段时间，但郁郁不得志。因为和几个曾经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干部接触较多，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成员。文革中，因不堪受辱，自杀身亡。
外甥女彭慧成“右派分子”
杨树达的外甥女彭慧，是中共著名的女作家，拥有双重党籍，既是中共党员，又是中国民主同盟会的盟员，还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1957年，反右运动中，彭慧因“伙同”丈夫穆木天“向党猖狂进攻”，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开除党籍、剥夺教职。
文革中，被抄家、批斗、勒令劳动改造。在一次批斗会后，她晕倒在操场上，被人送回家。第二天中午，人们发现她已经死了。
外甥女婿穆木天成“极右派”
穆木天，原名穆敬熙，吉林伊通县靠山镇人，中国现代诗人、翻译家、象征派诗人的代表人物。
他青年时代留学日本，精通日语、法语、俄语，回国后曾在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任教。
中共当政后，穆木天一度成为“歌功颂德派”。但到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他讲了几句真话，被认为是攻击北师大领导“不学无术，整人有术”，被打成“极右派”。文革中，穆木天曾被关进“牛棚”，受到“审查”。1971年去世。
结语
毛泽东老师杨树达，在中华民国时代成为国学大师。陈寅恪曾经讲：“论今日学术，公信为赤县神州文学、音韵、训诂学第一人也。”
中共建政后，如果政治昌明，杨树达一家必将书香四溢，才俊辈出。
但是，中共为了建立极权统治，大搞愚民政策，不断打压知识分子。即便是毛泽东老师的家人，也难逃挨整/遭祸的厄运，更惶论其他人？
2023-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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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达的屈辱
杨树达是中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在专业上的成就在同时代的学者中被公认是最好的，陈寅恪、钱玄同、黄侃等均对他的成就表示过赞誉。新中国成立，65岁的杨树达走进了新的时代。此前，他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人文和社会科学组的院士，在新的环境里，他的学术地位同样得到尊重，他是第一届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
杨树达是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走进新时代的。1949年9月，听到政协开会的消息，他曾写下这样的话：“辛亥以后，国事扰攘，将四十年，国民望治甚殷，终归失望。人民军纪律严明，行动稳健切实。衰暮之年，或可及见升平，是余之幸也。”（《积微翁回忆录·积微翁诗文钞》第2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1月版，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作为学者的杨树达，在满怀信心迎接太平盛世。以他在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他在生活上受到了很好的待遇，而且他和毛泽东有特殊的关系。当年毛泽东在长沙时曾听过杨树达的课。“1920年驱张一役，余与毛公同事，故有违教一语也。”（345页）50年代初期，毛泽东每次回湖南，都要见杨树达，后来杨树达每有不顺心之事，也常给毛泽东写信。以杨树达这样的背景，他在学术上本来应该是心情舒畅，自由自在的，然而事实上，50年代初期，杨树达在学术上却极不顺心，他的遭遇是同时代著名学者不适应的另一种典型。杨树达的专业与政治毫无关系，他又和毛有交情。50年代的任何政治运动对像他这样年老的著名学者，已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但他同样陷于一种困境中，他的不适应和他同两个人的关系有关，而这两个人大体是新时代学术的典型代表，在新的学术环境中，杨树达已感觉不到他在过去的自由平静，而是处处要受人制约，这两个人，一个是郭沫若，一个是杨荣国。
先说郭沫若。
郭沫若在专业上和杨树达有相同之处，但在过去公认杨的学术地位要高于郭。40年代初，杨树达对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就说过：“觉可商榷处颇多。”（167页）而郭对杨却是极尊敬的。1940年12月25日，郭沫若致杨树达的信中说：，“就整个言之，我兄于文字方法体会既深，涉历复博，故所论列均证据确凿，左右逢源，不蔓不枝，恰如其分，至佩至佩。”（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48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此后郭杨之间时有信函往返、从论学的内容和行文的谦恭，能看出郭沫若对杨树达的学问是很钦佩的。但令人沉思的是随着两个学者地位的转移，郭沫若对杨树达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以杨树达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他的学术成果的问世，已经很少有什么阻碍。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杨树达的学术成果问世，却需要由科学院来审查。先是李亚农审查他的《金文说》，评价不高，还有唐兰，颇有微词。不管怎么说，李亚农、唐兰总还是学者。使杨树达不能容忍的是当时的科学院竟让根本不懂学术的人来审查他的著作。对此，杨树达在回忆录中说：“科学院对于审查稿件轻视之，信任诸少年不学者妄为评涉，余吁请再审《小学述林》时，曾予以讽戒。院中不省，前感于《金文炼说》妄评事，愤不能忍，故上书主席言之。今日得毛公复云，已将余缄交院，请其注意。明知此事将开罪于人，然若院人稍有天良，必当力图改进，公审查之责于天下人，则余虽为人疾视，为学术计，仍所甚愿也。”（400页）杨树达当时还只是就事论事，没往别处想，没有想到是什么原因使学术环境很快成为这样的。
杨树达的学术地位，公平地说，在新环境里并未被漠视，当时有关的专业学术权威机构，均给杨树达留有位置，郭沫若也曾请杨树达回北京做研究工作，杨树达以年龄为由婉辞了。但读郭沫若1950年以后给杨树达的信，明显不同于以前。1953年8月郭沫若在一封信中说：“今世著书立说，当对读者负责。出版发行尤当对读者负责。此乃国家事业，故不能轻率从事。往复磋商，应是好事，望勿为此怅惘。”（《书信集》上501页）当时杨树达每有论著寄郭，几乎都不顺利，总要被删去许多。对此，杨树达曾说：“得郭沫若复书，告已读余《甲文说》，嘱余汰去若干首再寄去，当嘱编译局出版云。”（366页）虽然这样，杨树达对郭沫若的文字学水平仍有极高评价，认为“非一般浅学后生所能及也”（367页）。而且杨树达曾将郭沫若和王国维相提并论，可见其学者的风度。但他对郭沫若的学术品质也有批评。他在回忆录中说：“此又可证郭沫若之粗心轻信也，盖心有成见，必欲推翻余说，遇有可为之助者，乃急不暇择也。余往言：做学问必须诚意正心，信也。”（387页）。可以说，从50年代以来，杨树达即对郭沫若有看法，先是感觉他太热心政治，“郭鼎堂忙于政务，匆匆不能审思耳”（319页）。在回忆录中，还有对郭沫若更严厉的批评：“前以《金文馀说》寄请郭沫若审定，渠只读书序退还，云事忙未能全读，乞谅云云。既不延请学较裕之人置院中审查稿件，己又藉口事忙不审，虚负院长之名矣。”（396页）另外，杨树达对郭沫若的学术品质也很不以为然。因为郭沫若曾就一学术问题在给杨树达的信中说过：“董某妄人耳，其说未可尽信也。”（《书信集》上503页）这是郭沫若批评董作宾的。而杨树达却说：“记《卜辞通纂》曾言读董断代研究例，拍案叫绝，今乃斥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373页）从杨树达的回忆录中，大体可以看出一代学者的无所适从，而当时，杨树达还未能采取像他的好友陈寅恪那样的处世态度。他在回忆录中说：“且谓寅老不满意于科院，谓解放数年，绝不重视史学，至此老成凋谢之际，乃临时抱佛脚，已有接气不上之象云云。”（382页）
再说杨荣国。
杨荣国这样的学者，今日已成为学者的一个教训。因为他以学术为政治服务来治学术，已完全背离了学术精神。但像他这样的学者在新环境里，却处处如鱼得水，在杨树达、陈寅恪、顾颉刚这些学者不适应的时候，杨荣国这样的学者正是喜气洋洋的时候。他当时是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
1951年，杨树达在回忆录中有一段记载：“本校文学院长杨荣国发布文字于《新建设》杂志，引金文、甲文错误百出。”然后一一指出其错来。为此，杨树达不仅写文质疑，而且给毛泽东写了信。毛泽东曾将杨树达的信给李达看过。但令人感慨的是，后来有人转告杨树达：“今日教授当以思想为主。自悔孟浪。”（345页）但杨树达并未甘休，又给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信：“言湖大文学院院长杨荣国学识低劣，万不可任之为师范学院院长。”（359页）其实像杨树达这样的学者，在50年代初，他们的学术地位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其他学术欠佳的人很快和他们等量齐观。当时湖南大学评了10名教授，最高为6级，对于杨树达，大家公认为第一，而且认为应再加一级。但对杨树达来说，他当时的感觉是：“谭丕谟并《中苏条约》极浅之文字看不通，亦评六级。余提议应减，无人见信也。平心论之，余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谟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352页）然而尽管杨树达有此责言，事情并没有什么改变，越到后来，他认为不可能的事早已习以为常了。
（选自谢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