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

 
演讲: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美国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所长,上海市“曙光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担任《美国研究》、《国际展望》、《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以及美国《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英国《欧洲国际安全杂志》(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等学术刊物编委,英国《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国际顾问,曾任世界经济论坛“地缘政治风险”理事会副主席(2012-2013)、主席(2013-2014),现任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理事,三边委员会会员,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中国委员会委员。
 
根据【复旦人文智慧课堂】2019新年论坛演讲整理,未与作者确认,原标题《大国崛起的外交之路》
 
过去一年,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
 

 
这个调整简单来讲就是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前面开展对华政策,三个基本点就包括脱钩、限制和施压。
 
过去中美关系都一直讲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合作与竞争并存。但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经过一年的调整,明确中国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在这个理念下,美国要推进一系列的办法阻挠甚至中断中国崛起的过程,这就是打三张牌:脱钩、限制和施压。
 
脱钩最理想的就是全面中断中美经贸关系。因为美国在过去的4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得益于美国的市场、资金和技术。如果在这三个方面全部切断跟中国的联系,是最理想的。但事实上办不到,中美经贸上高度的相互依存是当今世界上那么多大国里面所没有的。如果美国要达到这个目标,他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事实上已经做不到了,因为在中国已经扎根的美国企业,面向中国市场的企业不可能再离开这个市场。那怎么办?现在特朗普政府要做的就是两个执行,一个是在技术上做。中国接下来经济要实现质的飞跃要靠技术,所以如果在高技术上能够在中美之间弄上一堵墙,防止中国在美国这里得到技术,肯定可以大大地放慢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11月底,我去美国访问,跟一位美国专家交流,他跟特朗普政府走得很近,当面和特朗普通报中美经贸关系。他讲得很坦率,他说现在西方在中国面前唯一的优势就是技术,因为中国现在要市场有市场、要资金有资金、要制造能力有制造能力,西方唯一的优势就是高科技优势,美国也好、德国也好、日本也好,都是这样的,西方(美国)不可能让中国超越这方面。
 
另外一个就是在国防产业链上要脱钩。去年10月份美国国防部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分析当今美国在国防工业上有280项零部件以及重要的原材料和燃料要依赖中国。也就是讲如果中美发生战争,中国可以切断美国的国防供应链。对美国来讲,如果能够打造一个在战争的环境下,还能够安全运作的后勤,要防止在战争环境下受中国的制约,美国已经下决心要跟中国脱钩。包括很多在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过去是利用中国的成本为美国的国防工业生产零部件,现在美国政府要求这些美资企业要么离开中国搬到越南、搬到印度,要么以后就不要拿美国国防部的合同,所以一定要在国防产业上实现脱钩。美国依赖中国的稀土,没有稀土,高精尖的很多装备生产不出来。现在美国考虑,第一,能不能从其他国家得到稀土;第二,在技术上看看能不能实现迭代,用一种新的材料替代对稀土的依赖,这是当下美国推进脱钩
 
第二个,限制。前年底的时候,特朗普政府发布了第一份国家安全报告,里面讲到一句话,中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在过去40年利用了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对中国学者和学生的开放。所以这句话就带来了政策调整,现在要限制中国学生/学者到美国去学习相关专业和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这个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了,现在限制越来越多。
 
还有一个就是限制中国的媒体和文化机构,包括基金会等等在美国的运作、限制我们外交官到美国的合作。过去很难想象我们的外交官到美国去访问拿不到美国的签证,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情况。在美国的我国外交人员,活动受到很多的限制,为什么?防止中国对美国社会的涉足。所以一方面需要防止你获得美国的核心技术,第二个就是防止你通过文化、外交和政治的途径对美国的社会进行涉及

 
第三,施压。施压的手段便是所谓中国的企业或个人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违反美国的相关政策等等或者是采取司法行动。去年有件事情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就是美国以中国从俄罗斯进口苏39战斗机和s400防空系统为由,对我们的中委装备部部长进行制裁,这以前是没有过的,就是中国从别的国家购买武器,美国要来制裁。又比如,美国对华为一系列的打压措施等等,还有去年对中兴采取的行动。所以这个方面美国正在做,而且采取的措施是越来越多,这就是我们讲的当下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中心和三个基本点。


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当然也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过去一年,我们看到的中美关系的其他问题。第一个,中美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所谓结构性矛盾并非具体问题上发生的问题,如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知识产权问题,而是整体性的问题。
 
第一,就是老大跟老二的矛盾。我国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当时国内反映非常激烈。但是2010年以后,美国的战略界做了一个主要的研究就是中国下一步会在什么时候经济上超过美国,中国在经济上超过美国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从美国研究中国的专家学者来讲,2010年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研究的就是中国超越美国。从去年开始,美国的对华政策实际上就锁定了这一问题,要防止中国崛起,要放慢中国经济崛起的步伐、科技技术的步伐,包括国际影响力提升的步伐。所以老大和老二的结构性的矛盾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在中美关系上变得非常突出
 
第二,利益分配。美国在过去几十年推动了全球化,也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但是现在他们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中美的利益分配是不公平的,就是美国对中国开放的程度和中国对美国开放的程度是不对等的,最终导致了收益的不对等这就是特朗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最主要的原因,利益分配不公平
 
第三,体制的矛盾,特别是发展模式的矛盾。美国认为,中国用一个非市场经济的制度来享受市场经济环境的好处,加入WTO,然后利用国家对经济的操作和干预来振兴自己,所以现在中国要继续享好处已经不可能了。美国去年跟加拿大和墨西哥签了双边贸易协定,其中有一个“毒丸条款”,就是以后如果墨西哥或加拿大要和非市场经济国家谈判FTA,美国就要终止与其的双边贸易协定。现在美国正想让日本和欧盟也接受相关的条款。这意味着要堵住中国今后跟世界最主要的发达国家签订FTA的可能性。这个月,美国跟日本的贸易谈判马上开始,美国就是要让日本接受该条款,跟欧盟的谈判也要开始。也就是讲,美国想办法把中国的经济联系排除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发达经济体之外,除非中国在经济上、经济体制上完全接纳美国体制。这就是中美经贸的摩擦已经上升到发展模式的不同。当然,还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同。中国的模式成功,背后实际上就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最后竞争的就是体制。那就是回到冷战的时候,美国和苏联的竞争。当时美苏之间一方面在军事上的竞争,一方面就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竞争。
 
第二个特点,中美关系正在转型。这个转型就是从合作领域层面到了竞争主导性。以前中美是合作与竞争并存,在奥巴马的时候,中美之间的合作和竞争都在上升,经济、人文交流等方面合作都在加强。但是在南海、亚太地缘政治,中美的竞争也在上升。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合作面在缩小、合作的动力在下降、竞争的领域在扩大、竞争的结构大幅上升,那么这也是过去40年中美关系没有过的局面。
 
第三个特点,双边关系的缩水。过去一年,我们看到双边关系是大幅度的缩水,外交互动、经贸关系、人文交流都呈直线下降的趋势。特朗普上台以后,中美两国领导人商量要走一个四大对话体系,全面经济对话、外交与安全对话,还有执法与网络安全以及人文交流。第一年,2017年四大对话机制先后成立。但是到了去年,勉强是走了一个外交与安全对话,其他的三个对话停止了,为什么?因为美国人觉得,第一,全面经济对话,已经几十年,没有对出什么成果,所以特朗普觉得从小布什搞到奥巴马,每年都隆重登场,但是没有解决问题,还不如直接来贸易战就行了,所以他最后决定进行贸易战,就是用对抗的措施、用贸易战的措施来解决美国关心的问题。在人文和社会交流方面,美国认为不需要,因为现在是要限制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要踩刹车。在执法和网络安全方面,美国觉得对话没用,要单边措施,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不管是民间的还是政府的,直接起诉他、通缉他,用这种办法来解决问题。
 
另外,中国对美投资大幅下降。2016年的时候我们对美投资一年是达到的460亿,到了2017年特朗普上台的第一年下降到一半,大概240亿,去年、前年只有20亿。如果再算上我们以前在美国投资里抛离的,去年抛掉90亿。也就是讲,一边抛掉90亿,一边直接投资20亿,我国在美国的投资10年以来第一次的负增,因为大家感觉到美国已经成为了政治上的高风险国家。美国现在越来越多的加强对中国到美国投资的限制,就是防止中国企业通过并购的办法把有高科技的美国工厂买下来,然后获得美国的技术。不仅美国这么做,美国现在也在跟日本和欧盟联动,要求他们也要出台相关的办法,跟日本和欧洲联合起来,在高技术上要真正阻止中国,这就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欧盟已经在制定相关政策,主要矛头就对准中国,而且不仅是对准高技术,还包括基础设施的投资,因为在他们看来,基础设施是一个重点,在高科技和基础设施方面要严防中国的投资
 
最后就是人文交流,美方在踩刹车,甚至开始倒车。现在美国有两个变化,第一个,对很多人只发放一次性签证,不给十年签证。第二,有些拉入黑名单的人,取消其十年签证,以后你到美国去还可以去申请,但是一次一签。现在去申请签证,接待的已经不是一般的签证官员,而是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他亲自来审查你。对我们很多学生的限制也在加强,奥巴马时期给我国留学生搞了一个五年签证,现在对很多高科技行业的或者敏感专业的中国学生是一年一签。去年11月7日,美国司法部长通过SBI对各个大学打招呼,如果该大学有中国学生在高科技专业读博士,如果是最后一年就算了,如果是第一年,告诉他这一年结束以后签证不会延长,必须回去。所以接下来大批在美国攻读高技术专业的中国学生,要么改专业,要么就别读了。
 
美国不会只看自己,接下来想到的还有欧盟,欧盟也要加强对中国学生学者的签证管理。过去多少年,中美关系最主要的人文交流,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基础,不管我们经历了政治上的动荡、经历了安全上的矛盾,但是中美两个国家的人文的交流还是一直在发展。第一次,中美的人文交流,人民跟人民之间的联系、两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在缩水。
 
 
除了以上变化外,还有一个变化就是美国对华舆论环境的变化。我去年去了美国三次,最近一次是11月底到12月初在华盛顿一个主要的智库参加一次会议,开幕式是一个美国民主党的参议员作主旨演讲,他15分钟的主旨演讲,13分钟在骂中国,还有1分钟在骂特朗普,还有1分钟在吹自己,这是早上的主旨演讲。到下午结束以后,最后一个主旨演讲就是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他通过视频发表了一个10分钟演讲,8分半钟是在骂中国,还有1分半钟在吹美国,这就是当下美国对华舆论环境的变化。
 
去年4月份我到哈佛去访问杰斯·特纳教授,他表示现在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已经出现了一股歇斯底里的气氛,就是所有的人一边倒的骂中国。这在很大程度上跟特朗普有关系,特别是过去一年,我觉得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第一个当然是贸易战,过去多少年我们一致认为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基石,但是他现在在挑战这个基石,特朗普认为美国从中美经贸关系中得到的利益要比中国从这里面得到的利益少的多,所以他要改变这个局面。
 
第二个伤害,他把一批鹰派/极右翼的人带进了政府。这些人就利用特朗普在经贸上对中国政府的不满来推进他们各自的政治立场。比如在安全上,在台湾问题、在南海问题、在网络问题等等向中国施压,有的是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对华施压,这些人多少年在美国都是非主流,现在进了特朗普政府,他们就感觉到机会来了,可以让他们施展拳脚,这是给中美关系带来的第二个伤害。
 
第三个伤害,是整个美国对华舆论环境的变化。这已经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在安全、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社会层面都已经构成了对美国的威胁。去年在美国的时候,美国发布了一个重要的报告就是‘中国的影响力与美国的国家利益’,这就是美国的一些大学的学者、专家和前政府官员,他们仔细分析中国这么多年怎么样利用高等制造给美国社会进行影响。这个报告发布以后,美国所有的主要媒体都在头版刊登,一下子感觉到中国已经成为美国面对的最主要的政治威胁和安全威胁,这就是当下美国的气氛。

那么,未来40年,中美关系会怎么走?

 
第一,我觉得最后的中美关系会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之间的关系。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跟着美国走或者完全成为美国的一个俘虏,这个阶段已经过了。中美之间大国的博弈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准备好没准备好,这个阶段已经到来了。
 
第二,合作会有新模式,竞争会有新规则。过去40年,这个合作基本上是我们珍惜美国对我们的支持。在我们经济发展、在处理台湾问题、在我们国内的政治问题等等,希望美国能够理解,能够支持我们。今后不一样,今后美国也会越来越多的去找中国合作,因为中国有能力来影响美国的国家利益。最近一段时间,特朗普就已经发现中国在试图影响美国选举,前面是讲俄罗斯,现在是讲中国。所以以后我们能够影响美国国家利益的能力和手段会越来越多,所以中美之间的合作肯定是要双向的。竞争会有新规则,中美正在进入一个战略竞争时代,但是很多规则还没有或者讲这些规则是由美国来建立的。今后不一样,规则要双方一起商量,南海问题就是一个例子,网络安全问题是另外一个例子。中美之间竞争不可怕,关键是要有规则。
 
第三,修昔底德陷阱就是最后爆发全面的军事冲突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会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我希望不会,但是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我觉得不能简单地讲会或者不会。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是存在的,这个风险会是变化的。如果从1-10的话,也许有时候我们处理的不好可能就会上升到8、9,甚至真的会爆发战争,那就是10。处理的好,可能以后就会是4或者是3,就是中美之间的摩擦和冲突的趋势如何避免,关键是降低大国冲突的风险,这就需要我们在外交上很好地处理跟美国的关系。所以修昔底德陷阱它的风险指数,是我们今后要研究和处理的东西。
 
所谓的平等,以前美国是老大,今后会更加平衡,平衡也就是意味着可能今后我们对美国的依赖会下降,从经济上、从科技上、从人文交流,这是不可避免的。就像当年如果苏联不撤走专家的话,可能后来我们的原子弹、我们的核潜艇还是要靠苏联,我们才能够制造得出。苏联一走,我们花了几年也自己造出来了。所以现在美国人也讲现在要跟中国脱钩,即使做得到,也已经太晚了。特朗普把中美关系定义为全面性的战略竞争在新的形势下,竞争更加突出,竞争带来摩擦和对抗的风险更大。因此,对美外交就会面临过去40年可能都没有面对过的课题。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要考虑的就是中国的大国外交要有新格局、新布局、新谋略、新战略、要有新思路,然后才能够走出一条出路。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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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钞不“去神化”的理由

 

 
 
2004年,一名叫纽多的美国人曾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案由在于他认为今天美钞上,不同面额钞票除了分别有华盛顿、杰佛逊、汉米尔顿、林肯等人的头像外,背面印着的“In God we trust”(我们信靠的上帝)一行字,实是违反美国宗教自由法。因为并不是每个美国人都是基督徒,大家也不都一定信仰上帝,既然钞票具有使用上的普遍性,岂可不考虑基督徒之外使用者的心理。
美国货币首次出现“In God we trust”字样,始于1864年内战期间,当时情势险峻,人心动荡,习于向上帝寻求心灵支援的美国人,此刻更需要神的眷顾。因而在虔诚基督徒林肯的主政下,除了官方誓词中有“under God”一词,又再从善如流,把“In God we trust”这几个字也列为国家座右铭。林肯的财政部长马上找到了一个可以彰显这座右铭的方式,就是把它印在货币上。
直到1955年,美国国会正式表决通过,将“In God we trust”全面印在所有面额的美钞背面,此举,尤可作为对抗那年代无神论共产主义文化战的一部分。然后就一直延续至今。
以美国一个如此深刻基督教化的国家来说,钞票印有“In God we trust”,其实并不突兀。2014年盖洛普民调公司的调查,自承信仰基督教的美国人就高达70.6%。有些老一辈美国人还会以“这个人具有圣经的气质”当作对人的赞美。
但话说回来,美国虽然是以基督教为主流,它同时却又是多元种族、各式宗教并存的国家,且有宪法保障宗教自由,美国联邦政府亦是实行政教分离制度,不支持也不反对任何一种宗教,那么,回溯“In God we trust”在纸钞上出现的历史存因,于今日观之,则确实是有“独厚”基督教的味道。
回到纽多身上,他便是以“现代人”的眼光,向法院提出要求废除纸钞上的“In God we trust”,所持论点即:美国是多元宗教且宗教自由国家,不该强迫每个人使用具有基督教意涵的钞票,况且,对无神论者来说,要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选择地接受这一宗教信息,恐怕会造成其心理负担。加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指出,美国国会不能立法去维护任何一个特定宗教,包括设立国教,这句在钱币上印着的格言,自然隐含一个宗教,或者一个出于国家的教会存在。历来过程中,前美国总统老罗斯福也曾反对把此格言置于钱币之上,但他认为的是,那庸俗的纸钞印着“神”这个字,对神恐怕是种亵渎。
只是,可以想见,在根深蒂固的主流文化下,有九成美国人支持钞票维持原状,纽多倡议废除纸钞“In God we trust”字样的诉讼结果无疾而终。2016年他不甘心,卷土重来,老调新弹,再次为此告上法院。这回,法院则又驳回了他的请求。
法院驳回理由包括:这句格言的使用,早已“透过反复背诵失去了任何显著的宗教内容”;以及,美国“制度是以上帝存在为前提”,唯政府对上帝的认可,不等于一个国家教会的成立;此外,“God”一词,实可有更广义的解释,并不代表任何单一宗教,祂可以指为基督教的神,也可指为美国原住民的本土民间神灵。法院的说明,终究得到了广泛认同.

李鸿章的悲剧

 

在历史上,中国人的名字,除了孔子之外,罕有越出国界的,但李鸿章却是个例外。好多西方人,都知道中国有个政治家叫做李鸿章,美国有道菜叫做李鸿章杂烩,说明他的名字,已经进入了美国的市民耳朵里。甚至有人,称他为中国的俾斯麦。
无疑,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是成功的。他的事业,事实上已经超越了他一向佩服的曾国藩,自打他练淮军起,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晚清四十年的历史,几乎每一页,都有他的痕迹。直隶总督是清朝最重要,也最为要害的地方大员,没有人能持续在这个位置上坐上十年以上的,但他一干就是二十年。不是直隶离不开他,而是总理衙门,确切地说,是大清的外交或者说洋务离不开他
他主持以及影响了晚清的外交,编练了淮军和后来的练军,组建了能排在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他办的洋务产业,是自强运动中所有洋务事业中最好的。也可以说,唯一能盈利,而且延续下去的洋务事业,无一不是出自他的手,或者由于他的庇护。中国的轮船航运事业,铁路事业,电报事业,都是他的功劳。在那个封闭保守迷信的岁月,办这样的事业,筚路蓝缕之功,怎么说都不过分。
然而,他却是一个悲剧,中国近代历史中最深痛的悲剧。因为,在多少年的近代史讲述中,他都是排在第一号的卖国贼,坏名声,超过同时代任何一个人。
晚年他对人讲,他不过是一个大清的裱糊匠,干的事儿,从外面看还行,但一有风吹雨打,就露馅了。然而,当初他干这些事儿的时候,是真的就是想裱糊一下吗?当然不是。他是真心想挽救大清,挽救中国,好让中国可以从此自强。
但是,一个人,拗不过时代,拗不过形势,更熬不过当年的制度。
他编练的淮军,是第一个采用洋操,即西法操练的。就现代化程度而言,是大清第一号。然而,随着武器的进步,西方很快跃进到了由标准化军事学校培养军官,又军校学生带领部队的阶段。李鸿章不是没有跟上,他马上兴建了北洋武备学堂。但是,大清的军事体制,一向是行伍出身者的天下,即便是淮军,在这个问题上,李鸿章也说了不算,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武备学堂学生,进了队伍,只能喊操,根本进不了主流。
倾全部心血办的北洋海军,全套采用英国体制。但是,在整个国家的政治军事制度面前,他还是碰了壁。连水兵们脑后的辫子,他都没办法去掉。制度的积弊,机构的积习,办着办着,都跑出来捣乱。因循,拖沓,人浮于事,拿干薪,吃空饷,所有的毛病,都堆积起来,最终,让他好不容易攒的这点家底,不是沉到了海底,就是变成了日本海军的舰只。
至于他办的洋务事业,尽管他明白,这样的新式企业,非得商办不可。可是,说破大天,他也就只能让他钟爱的企业,私下商办,再顶个红帽子。一有风吹草动,还是可能被官家给收了去。
甲午一战,大清输的掉了内裤,丢人丢到家了。但责任,却只能让他一个人背着。当初自我感觉超好,拼命喊打的一帮人,战败之后,都在大骂“李二先生是汉奸”。而当初不想开战的他,却只能一个人把苦果吞下去。而白眼狼的朝廷,却有意让李鸿章和他的家人来背这个黑锅。中日和谈,非逼得李鸿章亲自去马关不可,而后来割让台湾,还让跟台湾毫无关系的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来办手续。
然而,李鸿章还是去了,忍辱负重地去了。同文馆的总教习,后来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说,这么一来,李鸿章肯定会被愚昧的国人当作出卖领土的罪人所唾弃和咒骂。但是,恰是因为这件事,丁韪良认为,李鸿章登上了中国政治家的顶峰,赢得了他的无上尊敬。
马关谈判,还不是李鸿章最后一次下地狱,最后一次,是在庚子之后。朝廷惹出的塌天大祸,得由他来擦屁股。辛丑条约签订之后,这位七十七岁的老人,就活活累死了。这个条约,给他带来的,又是一堆的骂名。然而,他不来谈判,不签这字,换了别人,就会好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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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其实是替慈禧背黑锅的人物。

美国农民与中国农民的区别

1、美国的土地是实实在在地私有,能买能卖,可以抵押给银行;中国农民的土地是国家(‌‌“集体‌‌”)的,只能耕种,不可私有
2、美国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较高,也拥有较全面的农业技术知识,懂得酿造技术、农艺等,同时掌握些科技、互联网、金融知识,是名副其实的农场主、庄园主、资本家。中国农民生活在底层,文化水平低,技术落后,经常是被盘剥的对象;
3、美国农民懂得享受的,除了做得好,穿得好,吃的好,还讲究住得好。他们喜欢足球,喜爱啤酒和钓鱼。中国农民穷尽一辈子都是为了三餐一宿,早出晚归求个温饱;
4、美国农民从播种到收货机械化水平很高,真正用到劳动力的地方并不是很多。中国农民耕种挣的实实在在的血汗钱,几乎都依靠人工劳作,农业技术并不普及,或说并没有条件使用农业技术。
5、美国的家庭大农场,都在1000-10000英亩之间,且依然处于动态兼并中,1万英亩以上的农场已非常普遍。1英亩相当于中国的6亩,而中国农民种植的土地,只有区区几亩几十亩。
6、美国农民都是有资本的,种地也有补贴的,他们收入的40%来自财政补贴。也就是说只要种地,这40%就是纯利润,没有人敢克扣。中国农民是一穷二白,政府补贴每户才不到几百元,粮食价格一直处于低位,农民越过越苦。
【几点反思】
1、每年中国政府都会出台农业一号文件扶持农业,但却收效甚微,因为资本不下乡、秩序不下乡,人才不下乡、科学不下乡,农民没有基本的权利,只有低人权优势,谁还愿意耕地?
2、美国以不到300万农业人口,成为了世界粮食生产/出口第一大国,其一个国家的粮食出口,就占到了世界粮食出口总量的一半。为什么我们一个农业大国的农产品要依靠进口,表面上是价格推动了市场,归根结底是我们的生产力远远落后别人。中国农业和美国农业的竞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小农经济与资本经济的竞争。
3、中国农民没有基本的迁徙自由和土地流转权利,给再多的政策扶持都无法激活农村的市场活力
4、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特别在欧美国家,早就消灭了‌‌“农民‌‌”(peasant)。但消灭的是身份和阶级,放开的是市场和人权,这一点尤其重要。

中国企业家阶层对未来失去信心

 
1月初,陈天庸离开中国前往马耳他。他说,对于企业家阶层来说,离开中国是反抗共产主义统治的最佳途径。 GIANNI CIPRIAN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上个月,上海的房地产开发商陈天庸搭上了前往马耳他的班机,且没有短期回国的打算。
落地后,这位前法官和律师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篇28页的长文解释自己的举动。"我为什么离开中国,"文章标题这样写道,"一位民营企业主在飞机上的临别诤言。"
"现在的中国经济就是一艘正开往深渊的太平轮,"陈天庸写道。"如果没有根本性改变,船毁人亡的结局谁也逃不过。"
"朋友们,"他呼吁道,"自求多福,能离开的,及早安排。"
 
不清楚有多少人在此文从受严格审查的中国互联网上消失之前读到过它。但陈天庸公开说出了中国许多企业家私下说的话:中国的领导层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管理失当,中国的企业家阶层正对国家的未来丧失信心。
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一直由一种乐观态度驱动着: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明天仍然会比今天好。而如今中国的普遍看法,用在线递送和外卖公司美团点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兴发出的一条被热转的米姆来概括再合适不过:2019年可能会是过去十年里最差的一年,但却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
中国的经济正在放缓,与美国的贸易战已影响到增长。但令许多企业家产生更广泛担忧的是,中国不会奉行其所需要的经济与政治自由化政策。相反,自习近平2012年掌握共产党大权之后,党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加强了它的控制。
很少有人预言会出现一场崩溃,但对于中国长期前景的担忧正在加剧。事实上,悲观情绪如此高涨,以致于一些企业人士开始把中国可能面临的未来和另一个经济被政府严格控制的国家相比较:委内瑞拉。
根据总部位于上海的研究公司胡润近期对465名富人所作的一项调查,只有三分之一的中国富人称,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前景非常有信心。而两年前,这个数字还有近三分之二。完全没有信心者增加到了14%,是2018年的两倍多。近一半受访者称,他们在考虑移民到国外,或已经开始操作。
"中国眼下正面临大量的内部和外部挑战,"春华资本集团(Primavera Capital Group)创始人、前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大中华区主席胡祖六说。"我们需要认识到,过去40年来,我们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的结果,而不是因为任何独特的中国发展模式。"
胡祖六的这番话是委婉的说法。私下里,一些商界人士的言辞要更愤怒也更惶恐。当然,他们要求匿名。在当今中国被严格控制的环境中,即使是讨论经济——这个曾经被认为是安全的话题——也已经变得危险。
"导致他们悲观情绪最重要的原因是糟糕的政策和糟糕的领导层,"常和商界人士打交道的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教授裴敏欣称。"私企人士很清楚,政府一旦不再需要他们,就会像杀猪一样宰掉他们。这不是一个尊重法律的政府。它说变就变。"
许多企业精英不满领导层偏向国有企业的经济政策,即便驱动增长的是民营经济。令他们愤怒的是,共产党试图把类似毛时代意识形态的束缚套到由民营企业和年轻消费者驱动的市场经济上。令他们沮丧的是,中共去年取消了任期限制,增加了习近平成为终身主席的可能性。
许多商界人士越来越感到不安,特别是一些企业家因政府要求协助反腐行动而"被消失"。
"在某些高官眼里,即使是像马云和马化腾这样的人也不过是小商人",陈天庸在一次采访中说。这两人分别是中国最大的两家民营企业阿里巴巴和腾讯的主要创始人。
习近平似乎意识到了这种不安。北京方面已经暂缓将导致企业社保费用上涨的新规,并缓解了货币与财政政策。
陈天庸说他决定搬到马耳他是因为它温暖、美丽,而且是欧盟成员国,这意味着他可以去欧盟的其他国家旅行。
 
然而党最关心的似乎是别的事。在去年12月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在共产党强有力的控制下引导经济增长这个方针绝不能动摇。上个月,在对中共高层官员的另一次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了国家安全面临的七大风险,其中政治和意识形态首当其冲,他还呼吁加强对年轻人和互联网的控制。
中国的权力结构缺乏用以制衡这一趋势的方法。几位年轻的对冲基金经理在香港和我吃饭时说,与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战可能会因祸得福,因为它可能倒逼中国政府为达成协议而进行结构性改革。在私下的聚会里,人们经常半开玩笑说,只有特朗普才能救中国。
"贸易战本身是个坏事,"春华资本的胡祖六说。"但如果最后的解决方案能促使中国进行广泛的结构性改革,这对美国、中国和世界来说将是一个三赢的局面。"
商界精英与党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直如此。习近平上台时,一些商界人士为他欢呼,他的反腐行动向他们发出的信号是,他正在建设一个基于规则的社会。但一些幻想破灭的企业家告诉我,政府收紧控制意味着有更多的政府部门在商业问题上指手划脚,腐败也并没有消失,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
这一切能得到制止吗?有些商人们不抱希望。房地产开发商陈天庸说,解决办法是离开。
很难说有多少人同意这个观点。那些已经离开的人,可能生意仍然在中国,因此不愿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此外,在中国仍有许多人持乐观看法,认为这段艰难时期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但许多中国富人已经用脚投了票。近年来,持投资签证前往美国的中国人数量激增。在美国的100万外国学生中,三分之一来自中国
现年53岁的陈天庸在2013年初决定,需要开始考虑去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了。导火索是一条被称为"七不准"的党的指令,敦促对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发起攻击。"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信号,"他说。
他最初在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获得了永久居民身份,但在2014年,北京对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做出激烈回应后,他对香港自治地位的担忧加剧。他接着申请了美国的投资签证,但是等待时间太长了。
随后,他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购买了十多套公寓,并动员他的亲戚和好友也这样做。他称之为诺亚方舟计划,为中国可能遭遇的毁灭性洪水做准备。但他的马来西亚签证有效期只有10年。
陈天庸说,他最终选择了马耳他,因为那里温暖、美丽,而且是欧盟成员国,这意味着他可以去欧盟的其他国家旅行。
他说,对于企业家阶层来说,离开中国是对抗共产党统治的最佳方式。尽管政府近年来实施了严格的资本管制,但一旦离开,他们至少会设法带走一些资产。陈天庸说,当情况发生变化时,他们可以回来,就像很多海外华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
陈天庸正在学习英语,并探索自己对宗教的兴趣。他在中国还有一些业务,但不需要亲自打理。他说,他从未真正考虑过改变自己的国籍,因为第一代移民的生活一般都很难。他说,他只是想为家人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以防最坏的情况发生。他认为这种局面会成为现实,除非出现奇迹。
"我没想到我的文章会流传这么广,"他说。"目前我最好还是不回国了。"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