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49：国共内战
根据大陆历史教科书的记载，解放军一共消灭国民党军队807万人，平民估计死亡300万人，合计1，100万人。这一数字来源于中国人民解放军《1946年7月至1950年6月战绩总结公报》的统计。另据近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战史资料》统计，解放军歼灭国军人数总计1065.8万。消灭和歼灭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是否包括受伤和被俘者，语焉不详。那么，不计国民党军队消灭解放军的数量，就有1100万至1400万中国军民在国共内战中遇难。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记载：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在战争中伤亡达２０００余万人（包括我军和国民党军的伤亡）。 内战不仅会直接造成平民伤亡，还会间接致人非命。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说，1949年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万—700万人死于饥饿，人口平均寿命则不足35岁。
1950-1951：镇反运动
所谓"镇反运动"就是"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随后2年，镇反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1950年12月，刘少奇曾有指示说，"匪特分子，包括首要分子在内，既已向我自新投诚，不再进行反革命活动，即使过去负有血债，亦不应杀。"但是被人民群众赞誉为"红太阳"的人将这个批示改为："如果血债重大，群众要求处以死刑，并估计情况在处死之后比较不处死更为有利时，亦可以处以死刑"。红太阳还为一些地方下达了杀人指标。他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在红太阳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杀人，先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千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千人。
"镇反运动"按比例到底杀了多少人？根据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捕人150万，杀50万，达到了红太阳要杀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从1951年5月到1953年秋季镇反运动结束，又有20万人被杀。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54年的一份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中，全国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38万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认为，"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泽东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
1955—1957：肃反运动
"肃反运动"即"肃清反革命运动"，发端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红太阳划定了好人和坏人比例，他说："革命队伍中的好人占百分之九十几，反革命分子一般在百分之五左右"。因此，在运动中，就以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暗藏的反革命和坏分子的规模进行肃反。各单位如果达不到这一指标，就会被认为是右倾。
历时一年多的"肃反运动"成绩如何？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工作报告中说：全国规模的内部肃反在1800多万职员中开展，共查出10万余名反革命和其他坏分子，其中混入党内的有5000多名，县级以上领导干部260名，混入共青团的3000多名。根据解密档案：全国有140多万知识分子和干部在这场运动中遭受打击，其中逮捕21.4万人，枪决2.2万人，非正常死亡5.3万人。
1957—1958：整风反右运动
所谓"整风反右运动"，是指在"整风运动"过程中又掀起了"反右运动"。
1956年，红太阳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知识分子自由发表意见。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中央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同时号召党外人士进行鸣放，帮助共产党整风。知识分子们便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提出改进意见。
"大鸣大放"后期，一些对党和政府的批评十分激烈、尖锐，为红太阳所不能容忍。1957年5月15日，红太阳撰文《事情正在起变化》发给党内同志阅读。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据说是红太阳亲笔写的社论，指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也有人认为，引蛇出洞、阳谋只是后来的托词。李志绥说："毛这步棋估计错了。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毛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反右运动由此开始了。
究竟有多少人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根据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数字：定性为右派分子317.8万人；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定性为反党集团4127个。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根据1978年55号文件对右派进行平反，共摘掉右派帽子55万2973人；予以改正55万2877人；不予改正96人。错划率为99.998％。
根据上面数据：1957年，全国317万右派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国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262万人神秘消失。
1958—1962：中国大饥荒
"中国大饥荒"的第一个托词是1958年至1962年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以致大批人被饿死。一些学者研究气象日志后却指出：气候最恶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大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跨越亚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等气候带，自然条件多样化，正常情况下自然灾害只可能是局部和暂时性的，发生连续三年的、全国性灾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且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2000多年历史中也从未发生过。
"中国大饥荒"的另一个托词是苏联逼债。恰恰相反，当中国大量饿死人的惨剧发生后，苏联政府和赫鲁晓夫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援助中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周恩来与苏联驻华大使就粮食援助沟通以后，马上向红太阳汇报，却被他一口回绝。红太阳说："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更加令人惊诧的是，中国在所谓"自然灾害"时期，不接受外国援助，反而进行大量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1960年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也决定援助15吨。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指出，中国的粮食出口仅1958、1959两年就高达700万吨，可以为3800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各方对此数据一直存在争议。
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职的曹思源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大跃进期间（1958-1960）全国饿死的人数已经解密了，是3756万。
3756万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1949年为止，干旱水灾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加到一块死的中国人是2900万。
根据2005年解密的《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人；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72万人；1961年，全国各省市有173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11.7万人；1962年，全国各省市有751.8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人。根据上面的数据，全国1958-1962四年中被饿死的总人数为3755.8万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解密数据中，少统计了1959年12个省区的数据。依据各省饿死平均人数进行修正，1959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890万人。那么，全国在1958—1962四年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4165万。
1966—1976：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中，民族菁华， 付之一炬。受迫害致死者有：陈寅恪、顾准、李达、赵树理、田汉、陈克礼、遇罗克、林昭、张志新等；自杀身亡者有：翦伯赞、刘绶松、吴晗、杨朔、老舍、傅雷、刘盼遂、刘永济、罗广斌、邓拓、上官云珠、严凤英、赵九章、叶以群、李立三、陈昌浩、周小舟等。文革中，凡有骨气的学者、政界人物，尽数折损；残存者基本学会了明哲保身、阿谀事上的生存之道。
文革期间，国家各职能部门都处于不同程度的混乱状态，真实的死亡数据难于统计。有国外科学家依据国内出版的县志等资料，计算出1966-1971年间中国农村地区有50万到200万人被迫害致死。这个数据很小。R.J.Rummel教授在其专著《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中则认为，文革丧生者约为773万人。邓小平在1980年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则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这些事实和数字仅仅是摘取了历史的几个片段，把它们加起来，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接近1亿。
"非正常死亡"，指的是冻死、饿死、自杀、在战争中被杀、在斗争或刑讯中被打死、在监狱或劳改中被折磨死等情况。
《维基百科》记载说，"有约600万犹太人因为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而被屠杀"。中国却在二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仍然出现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人口规模的非正常死亡，使父老乡亲蒙难。
本文转载自去伪归真《滴血的数字 沉重的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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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祭奠饿死于大饥荒的乡亲们
清明节又到了，我们不仅要祭奠正常病故的先人，还要祭奠冤死在共产暴政下的无数中国人，特别要祭奠饿死在毛泽东的大饥荒中的众乡亲和数千万中国农民。告慰冤魂，警示后人，
清明节前后，本来是"麦苗青菜花黄"的明媚春天，应该是人们播种、踏青和祭祖的大好时光，可是在63年前的此时，辛辛苦苦种了一辈子粮食的中国广大农民，却被毛泽东的暴政剥夺了吃粮食的权利，经过几个月的折磨和挣扎，终于耗尽了最后一滴油，默默地死去。
原来我只知道我们家乡一个公社和一个县饿死人的大致情况，只听说六零年饿死人是由于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的。在毛泽东死后，特别是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我才从媒体上了解到饿死人并非只发生在我们一个县、一个省，而是同时发生在中国的很多省份，包括富饶的天府之国四川，全国饿死农民总共有3000万至4000万之巨。饿死人的原因也并非是什么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完完全全是毛泽东的罪恶政策造成的。
现在人们常说三年困难时期或三年大饥荒，实际上大量饿死人主要发生在1960年，部分地区在1959年和1961年也有饿死人的情况发生。所以中共党史只说"1960年比上一年全国人口减少了1000万"，当然这肯定是大大缩小的数字。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饿死人主要发生在1960年？很多人都说是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的，这种说法虽然没有错，但是过于笼统，缺乏说服力，使人一头雾水。大跃进的高潮是在1958年，但那一年并没有饿死很多人；人民公社一直持续到1980年，但从1962年之后就很少饿死人。
为什么饿死人主要发生在1960年前后？肯定是由于当时中央的某一种或几种极端错误的政策造成的。我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和思考，认为大饥荒是由毛泽东的四项恶政造成的：1、浮夸风导致高指标、高征购，政府将农村生产队的粮食收缴一空。；2、"反瞒产私分"运动把农民家里私藏的少量救命粮搜刮一空；3、人民公社"大食堂"使干部们多吃多占，任意克扣农民的口粮；4、毫无人性的"拦外流"政策剥夺了农民外出逃荒要饭的权利。在这四项恶政的围攻之下，农民只有死路一条。1961年中央发现了部分地区饿死人情况之后取消了这四项恶政，虽然农民仍然吃不饱饭，但很少出现饿死人的情况了。真正揭开大量饿死人的盖子，还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后期，刘少奇坐镇安徽组，中下级干部才敢于说出真相。当然这也导致了毛泽东下决心要消灭刘少奇。
在本人对于大饥荒发生原因的分析和归纳( 四项恶政)之前，还未发现其他学者有这样的论述，可以说这是本人对大饥荒研究的贡献，也是对饿死在毛泽东暴政下的我的众多乡亲和数千万中国冤魂的告慰。
详细论述请看我后面所附的另一篇文章《亲历者祭奠大饥荒六十周年》。
拒谈大饥荒，拒谈文革，掩盖灾难历史，掩盖毛泽东的罪恶，使毛泽东又走回了神坛，毛的荒谬思想又继续祸害中国。文革的闹剧已经部分重演，大饥荒的悲剧会不会重演，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不可轻易说不会重演。
要想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首先要让人民知道客观存在的苦难历史，知道造成灾难的历史罪人是谁，知道其制度根源在哪里。现在50岁以下的中国中、青年人，绝大多数都不知道六十年代的大饥荒历史，我们有责任尽可能地告诉他们。在中共公布大饥荒真相并公开认罪之前，我们应该年年讲，让尽量多的人了解这一段极其悲惨的历史。
2023.4.4
【附文】 亲历者祭奠大饥荒六十周年
有人说庚子年中国必遭大难，这不但被1840年以来的三个庚子年所印证，也被今年出现的席卷全中国和全世界的新冠瘟疫所证实。其实在最近的四个庚子年大难中，最惨烈的当属上一个庚子年——1960年的大饥荒，那一年中国农民被活活饿死了三、四千万！由于在今年的头几个月里，人们主要关注眼前的灾难，很少有人提起并祭奠60年前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何况知道那场大饥荒的人本来就不多。作为亲历者和幸存者，本人觉得有义务、有责任和世人谈谈那次空前的大灾难，祭奠数千万冤死的亡灵。
60年前的春天，在中国的大地上，阴风怒号、饿鬼哀鸣，大量的农民被活活地饿死，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为的大惨剧，使1960年成为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然而60年过去了，真相仍然被掩盖着，许多中国人（特别是城市人和年轻人）并不知道在近代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人间惨剧；有些人虽然听说过但半信半疑；还有一种人出于邪恶的动机，竭力否认六十年代大饥荒饿死过很多人的铁的历史事实。最近四十年来许多有良知的记者、作家、历史学者和普通民众通过资料搜集和实地调查，写出了很多很有价值的文章和书籍，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我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本人作为大饥荒的亲历者和幸存者，有责任向不明真相的国人以及后代谈谈自己对大饥荒的了解和认识，为历史留下存照，同时也解答一些人的疑惑。
提起"大饥荒"，人们一般会想到"三年困难时期"，这两种说法既是一回事 ，又不是一回事。"三年困难时期"是指1959至1961年，全国范围（包括城市）都严重缺粮，全国人民都严重地饿肚子。而"大饥荒"一词则是最近四十年来由民间历史学者提出来的，它特指在这三年当中有大量农民被饿死这一严重事件。其实准确说来，被饿死的农民大部分死在1959年11月底（秋收结束后一个多月）到1960年5月底（麦收之前）的半年之内，死人最多的是3、4、5三个月，也就是1960年的春天。有一位四川作家回忆文章的题目就叫做《麦苗青菜花黄》，就是指在这个季节里发生的惨剧。从本人家乡的情况来说，在这半年的时间段之外，很少有人被饿死。当然有些省、县在1959年和1961年也有饿死人的情况发生。如果按照有些学者推算的全国饿死三千多万的数字，那么在这半年之内平均每天饿死农民达16万之多，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景象，它比历史上发生的任何战争都要残酷。可是它发生在和平时期，数千万农民惨死在不带血的屠刀之下。
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完全是当政者为了推脱罪责编造的谎言。有气象资料表明，在这三年当中全国根本就没有大范围的自然灾害，跟其它年份的情况相当。我的家乡也没有大的自然灾害，虽然由于"大炼钢铁"运动造成粮食大减产（因为很多青壮年农民被抽调去"大炼钢铁"），但所收的粮食也足以保证不会饿死一个人（假设这些粮食没有被政府抢走的话）。至于说由于"苏联逼债"，更是子虚乌有。许多学者用历史资料证明，当年苏联不但没有逼债，还主动提出借粮食给中国，但是被毛泽东拒绝了。用今年的流行话语来说，是毛泽东和中宣部在玩"甩锅"——对内甩给老天爷，对外甩给苏联。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大饥荒的呢？用刘少奇的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这还是给毛泽东留了面子。其实真实的情况应该是百分之百的人祸，罪魁祸首就是一手遮天的毛皇帝。赵紫阳说："我们党是从来不认错的，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林彪，四人帮。找不到替罪羊就说是自然灾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纯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
"非正常死亡"一词是1961年至1962年间各级政府根据中央（主要是刘少奇等人）的指示统计饿死人情况时使用的，目的是为了淡化事件的严重性，因为"饿死"一词太刺眼，说明当政者的罪孽太深重了。如今有些学者也经常使用这个含义模糊的词，就显得太不严谨、太没有勇气了。在大饥荒中死去的农民，除了被饿死的就是被打死的（比较少），哪有什么其它的"非正常死亡" ！
我的家乡安徽省某县是大饥荒的重灾区，全县农民被饿死1/4左右。本人的家族成员和主要亲戚被饿死1/3左右。那时我有幸上了中学，在学校里可以吃个半饱，总算捡了一条命。我有一些童年的伙伴，由于没有上中学，在家里就被活活饿死了。当时在我们的中学里也充满了悲哀的气氛，因为每隔三两天就有乡下来人找某某同学，说他家里谁谁饿死了，于是这个同学匆忙赶回家，几天后再回来时腰里系了一条白布带（孝布）。那时我们每天中午的午饭是一个红薯面窝窝头，大约有3两，有的同学吃一半留一半，等到星期天带回家给家里人吃。后来我也学着这样做。……那些痛苦的往事简直不堪回首。若干年前我回到中学母校时对校长说：××中学最值得我们感谢的是，她在六零年救了几百个农村学生的命。
有人说，如果全国饿死3600万（杨继绳推算的数字），那么平均每17个人就有一个被饿死，我们的家人以及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远远不止17个人，可是没有听说谁饿死了。还有人说，我的家乡也是农村，可是我们那里并没有饿死人。我可以告诉你们，在大饥荒时期，全国各地的情况差别很大，饿死人的情况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哪个省、地、县的第一书记最左，最无人性，跟毛泽东最紧，把农民的粮食搜刮得最彻底，那个省、地、县饿死的人就最多；反之，哪个地方的第一书记不是很左，还有点人性，那个地方饿死的人就比较少，或者基本没有饿死人。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贵州的周林和甘肃的张仲良这几个省委书记，都是毛泽东的忠实走狗，在庐山会议上攻击彭德怀最卖力，在1959年秋后搜刮农民的粮食最凶狠，所以这几个省饿死农民最多。这6个省饿死的人数占全国饿死人总数的2/3左右。比如甘肃省和陕西省比邻，前者饿死人很多，后者饿死人较少，许多甘肃的农民逃荒到陕西就得到了活命。在每个省内，各地区、各县饿死人的比例也很不相同。所以你们那个地方没有饿死人，并不能说明其它地方没有饿死人。你只要到那些重灾区去实地了解，真相就会一清二楚。
还有的年轻人说，农民是生产粮食的，手中有粮食怎么会挨饿呢？如果真的挨饿，为什么不跑出去要饭吃呢？这正是我后面要重点回答的问题。
现在的年轻人对毛时代的残酷历史很不了解，也很难理解。毛泽东时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这个斯大林加秦始皇式的暴君，一心想证明自己是世界上和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于是不停地折腾，老想创造奇迹，实际上是异想天开，胡乱指挥，可是却无人能够阻拦。"反右"运动以后，党外人士再无人敢对共产党提出批评和建议；整倒彭德怀之后，党内高官也无人敢对毛泽东说半个"不"字。不受制约的权力使一个天才变成了傻瓜和疯子，不断想出馊主意来折腾和祸害全国人民。
中国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六十年代的大饥荒？有人说是因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此话虽然不错，但是过于笼统，使人一头雾水。大跃进的高潮在1958年，但是那一年并没有饿死很多人；人民公社制度确实是使农民极端贫困的根源，可是从1961年到1980年，人民公社仍然存在，农民虽然仍过着农奴般的苦日子，但是基本上没有再发生大规模饿死人的事件。为什么饿死人的恶性事件在全国都集中发生在1959年底和1960年的上半年？那是因为毛泽东亲自制定的四项恶政在1959年下半年开始联合起作用造成的。可谓雪上加霜，悲惨至极。
毛泽东亲自制定和强力推行的四项恶政，是造成农民大量被饿死的主要原因：
一、浮夸风导致高指标、高征购，政府将农村生产队的粮食收缴一空
在大跃进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定下的高指标逼迫下面的干部必须虚报产量，虚报得越多越能得到表扬和提升，报得少的就要受到批判、斗争和惩罚。毛泽东喜欢看到粮食产量不断创造新纪录，于是《人民日报》上就"捷报"频传。钱学森火上加油，在报上撰文说根据光合作用分析，粮食亩产可以达到20万斤。毛泽东看后深受鼓舞，完全相信《人民日报》上不断刷新的离奇的高产喜报，并亲自把1959年的全国粮食征购任务定为1100亿斤的超高指标，并分解到各省。据说后来李锐（也有人说是田家英）问毛泽东，你也是农民出身，怎么能相信亩产万斤呢？毛说：我是听信了大科学家的话。可见钱学森的文章影响了毛泽东的思维和决策，助纣为虐，加重了灾难。可是钱某人至死也没有向中国农民说过半句道歉的话。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以浮夸风的根子在毛泽东和党中央，而不是下面的干部。浮夸风愈刮愈烈，虚报的产量比实际的产量高出好几倍。比如在河南省召开的1959年秋季粮食产量预报会上，信阳地区被迫报了72亿斤，而实际上呢？只收获了20多亿斤。既然报了这么多，就必须按照报的数字上交给国家。而农村的生产队呢，即使把口粮和种子全部上交了也完不成任务，农民自然就没有粮食吃了。结果，信阳地区饿死了大约100万人。四川、安徽等省份的情况也基本类似。
二、"反瞒产私分"运动把农民家里私藏的少量救命粮搜刮一空
从全国粮食产量预报的情况来看，1959年秋季又是一个大丰收，可是国家粮库怎么只收上来一小部分呢？天才领袖很快就想出了答案：一定是生产队长瞒报了产量，把剩下的粮食私分给农民了！因为在1958年秋后就出现过生产队普遍完不成国家征购任务的情况。毛泽东在1959年2月亲自起草了"反瞒产私分"的中央文件，而这个文件在全国大规模执行则是在1959年的秋后。政府采取法西斯手段，一方面吊打审问生产队长，让他们交代瞒产私分的粮食都藏到哪里去了（全国打死了不少生产队长），另一方面组织搜粮队挨家挨户搜粮。他们拿着钢钎或铁锹，在农民家的墙上和地上乱捅乱铲，挖地三尺，把农民家私藏的极少量的救命粮搜刮得一粒不剩。我们家在收割后的地里捡了一些绿豆、黄豆，大约有二、三十斤，装在一个洋铁皮箱子里埋在厨房的地下，上面堆了柴草，结果也被搜粮队挖走了。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官匪嘛！
三、人民公社"大食堂"使干部们多吃多占，任意克扣农民的口粮
毛泽东在1958年创造了人民公社"大食堂"这个"新生事物"，并强行在全国农村推广。生产队不再给农民分发口粮，也不许农民在家烧火做饭，许多地方把农民家的锅都砸了。大食堂在开头几天还能吃上几顿干饭，后来只能吃稀饭，而且越来越稀。到1959年的秋后，由于生产队收获的粮食全部被政府拿走了，大食堂只能吃政府供应的少量"返销粮"。由于毛政府总以为生产队留有一部分口粮，所以供应的"返销粮"很少，而且越来越少。到1960年春天，供应给每个农民的口粮每天只有2两左右，而且是粗粮（我们家乡供应的主要是红薯干和原本用来喂猪的豆饼），经过大、小队干部的多吃多占，农民能吃到嘴的实际不到1两。当时农民有句顺口溜说：一天吃1两，饿不死小队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管理员（指食堂管理员）。在一九六零年，凡是大小队干部家，基本上都没有人饿死，凡是普通社员家，基本上家家都有人被饿死。如果有社员有意无意得罪了小队长，小队长就命令停他家的饭，这家人就算是死定了。有一段时间，我们村的食堂主要吃红薯干，管理员每顿拿几斤交给炊事员，捣碎之后煮一大锅汤，稠的沉到了锅底。社员端盆来打饭时，管理员如果看谁顺眼，就从下面捞一勺，稠的就多一些；如果不喜欢谁家，就从上面舀一勺，稠的就很少。社员把"稀饭"端回家之后，倒出上面的清汤，只能剩下半碗或大半碗稠的，再加上野菜重煮一下，就是全家几口人的一顿饭。到后来，许多食堂就干脆停伙了，农民只好吃野菜和树叶。
据说东北的兴凯湖劳改农场在困难时期有一项"研究成果"：一个人只要不干活儿， 躺着不动， 每天吃三两八钱的玉米面就可以饿不死。这是保证人活命的最低标准了，而许多中国农民在一九六零年能吃到嘴的粮食远远低于这个标准，怎能不被饿死呢？
四、毫无人性的"拦外流"政策剥夺了农民外出逃荒要饭的权利
遇到灾荒在家没有粮食吃，外出逃荒要饭，这是农民的求生本能，也是几千年来都享有的讨饭自由，可是在万恶的毛泽东时代，这种逃荒要饭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根据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59年3月11日下发了《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根据这个紧急通知，各地政府派人在各火车站、汽车站和渡船码头拦截外出逃荒要饭的农民，关进收容所，然后遣送回原住地。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企图逃荒的农民被堵住了，有少数青少年只好扒敞篷运煤火车外逃。我有一个亲戚家的男孩，当时只有6、7岁，跟大孩子一起扒火车外逃，结果走丢了，直到40年后才找回老家。还有一部分人为了避开检查站，只好步行外逃，但这样一般都不能走得很远，而近处的情况都差不多，所以要饭也非常难。那时候经常有人走着走着就倒在路边。我的大舅艰难行走了20多里路来到火车站，由于不许上火车只好往回走，走出不到200米就倒在了路边。象这样倒毙在路边的农民有很多。在此后的几年里，经常可以看到路边有一丛草长得很茂盛，里面就是一堆白骨。
由此可见，在以上四项恶政的围攻之下，农民只有死路一条了。直到1961年，中央发现了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之后，毛泽东才被迫同意放弃这四项罪恶的政策，幸存的农民才得到了一条生路，往后饿死人的情况就比较少了。由于四川的书记李井泉迟迟不肯解散农村大食堂，所以四川省饿死人的情况持续时间比较长一些。
1961年4月毛泽东派秘书胡乔木到毛的老家湘潭县韶山沖和外婆家湘乡县大坪村搞调查。毛的表弟文冬生在座谈会上说︰"大食堂再办下去，人会死光！"
胡乔木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三个大队死七百零七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两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百分之二十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三万人，去年约死二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 胡乔木 1961.4.14 】
直到这时，毛泽东才不得不同意解散他一再坚持的农村大食堂。
在那个时代，由于没有互联网，普通人家里也没有电话，报纸受到严格控制，所以农村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外界根本不知道。数千万可怜的中国农民就是这样默默地被饿死，既没有反抗，也没有呼救。有人说这种惨剧在有人身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民主国家绝对不可能发生，只有在极端专制和封闭的国家里才会发生。到现在为止，那些经历过大饥荒幸存下来的农民仍然不知道一九六零年为什么会饿死人，只知道没有粮食吃。为什么没有粮食吃？他们会说，听干部讲是因为苏联逼债，把中国的粮食拿走了。这一场大灾难的真相和发生的原因至今仍然被掩盖着。
有人问："农民饿死了那么多，他们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去抢粮库？要是在古代早就发生农民起义了。"
反抗？你要知道，政府手里有军队、警察，公社、大队有武装民兵，老百姓是一盘散沙，反抗就是想早死。而且农民饿得路都走不动了，哪还有力气反抗？你知道那时候的农村干部有多么凶狠吗？我们大队的书记被农民称为"小天老爷"，大队长被叫做"李小刀子"。如果几个农民在一起晒太阳，听说"小天老爷"来了，马上作鸟兽散。有两个青少年农民偷了几个玉米棒子，"小天老爷"叫他们两个互相打脸，谁打得不卖力他就打谁。这是我亲自听被打者说的。
之所以不反抗，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农民根本不知道没有粮食吃是因为什么，不知道应该怪谁，那反抗谁呢？直到现在，他们仍然不知道谁应该对六零年饿死人负责。有人说中央的政策是好的，是下面的干部把经念歪了。毛泽东为了把他制造大饥荒的罪责推给下面的干部，在1961至1962年把一大批县、社、队的干部撤职、关押，说他们是混进党内的阶级敌人。这样既泄了民愤，又维护了他自己一贯正确的伟大形象。
大饥荒是毛泽东时代的核心事件和关键性事件，因为它是"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大食堂"、"反右倾"、"反瞒产私分"等一系列极左运动的直接恶果，又是后来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根本起因。虽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陈云等人对大饥荒的发生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当他们得知大量饿死人的严重后果之后感到震惊、恐惧和内疚，并且想办法进行纠正。惟独毛泽东这个罪魁祸首对饿死几千万人无动于衷，没有半点自责。他在1961年的庐山工作会议上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前，根据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彭真组织北京市委的邓拓等一班人，在北京西郊的畅观楼查阅大跃进以来中央下发的文件，看制定过哪些后果严重的极左政策，哪些领导做过错误的批示。这个"畅观楼"事件被毛泽东认为是在整他的黑材料，大逆不道，所以在文革一开始就首先打倒了彭真。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看法，以及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提出批评的讲话，深深刺痛了毛泽东，他认定刘少奇一伙一定会在他死后象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那样，来清算他制造大饥荒的罪行。此时他就下定决心要打倒刘少奇，消灭刘少奇，以绝后患。所以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刘少奇、彭真等人日后清算他制造大饥荒的罪行，什么"反修防修"、"继续革命"都是他编造的借口，其真实目的是不可告人的。
毛泽东最大的罪过不是发动文革，而是他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这笔帐总是要清算的，刘少奇没有了机会，人民总是有机会的。我相信，在30年也许是50年之后，"1960年大饥荒"一定会写入中国的历史教科书，"1960年大饥荒纪念碑"一定会竖立在天安门广场，罪大恶极的暴君毛泽东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世不忘，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2020年4月 （2023.4.4 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