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加罗报»记者Sébastien Falletti的文章。从位于北京老城的雍和宫烧香拜佛的人群入手，注意到雍和宫虽然恢复三年疫情前人来人往的景象，但香炉前年轻人的面孔多了。这显示在习近平主席严密控制下的中国，年轻人重新对精神生活、对超脱现实感兴趣。文章引述携程旅行网站数据写道，自年初以来，雍和宫订票率暴涨了310%，2月份时，50%的参观者是千禧一代。虽然很难掌握这种趋向的数据，但这已经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批评这是“迷信”。言论审查大军也关闭了许多算卦网站。文章认为，这些都隐隐显示出年轻人就业难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毕业后难以找到对口的工作。这批独生子女承受着一个激烈竞争的社会的压力，而由于社会保险机制不足，他们也要负担父母养老。习近平政权下的沉闷也让他们感受到压力。袅袅上升的香火给他们一种难得的超脱感。一名26岁的年轻人向记者表示，这里是唯一的自由之地，这里不会有人来监控思想。他表示，他经常来这里拜佛，求得一种安慰。文章最后写道，只有这些向上天低声细语的祈愿不在开始第三任期的领导人控制之下。
为什么中国人在自称最安全的国家害怕表达？在法国周刊«国际邮报»工作已经十五年的张竹林近日出版书著La Société de surveillance Made in China, 字面意思是：中国制造版的监控社会。他接受«费加罗报»采访时承认，他原本想为这本书取名“世界上最安全的社会”，因为当时《人民日报》连发三篇文章，称中国是最安全的国家，并批评西方国家治安太差。但是，在中国，他感觉到对普通公民日常生活的监控越来越多。这让他很困惑：为什么中国人在这个自称最安全的国家，却害怕表达？这种情景是否称得上安全？他认为这种情况在习近平上任后变得更加严重。很多中国记者认为，2013年习近平上台以后，他们的工作变得越来越难。以前，批评中国，会被指责为”反华“，现在不称赞政权，就已经变成敌人。他说，在习近平任下，这是一个必须众口一词的时代，几乎没有反对的声音。他认为，中国人之所以接受这样的压制是出于害怕。当局的监控系统，借助新科技手段，变得非常有效。利用恐吓，当局可以将任何抗议活动扼杀在摇篮中。他很敬佩去年11月在全中国18座城市参加白纸抗议运动的年轻人。但他不认为这样的运动会再次发生。谈到中国的民族主义，他特别强调当局的政治宣传的作用。
